ASOURCE TIMES

政府的反应一直在倒退

COVID--19感染者的发病数开始减少，终于趋于平静。与发达国家相比， 我国的死亡人数较少，这是由于公民的合作，例如应对医疗场所死亡的巨大反应，集群对策小组的活动，以及避免外出。在PCR检查中被批评为“瓶颈”的公共卫生中心也处于防止感染传播的最前沿，例如继续对许多密切接触者进行健康观察。但是，我们并没有成功抑制COVID--19,我们只是通过现场努力和人民的合作成功克服了感染爆发，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。

除此之外，我认为我国的死亡人数少的主要原因是在ICU的处理。例如，在美国， 90%的佩戴呼吸机进入ICU的患者死亡。另一方面，在我国，如果有80%的人生还， ICU的专门医生就会心潮澎湃。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同，无法无条件地进行比较，但根据美国90%死亡的数据，日本医生在保险范围内进行治疗，而所有患者除了尽力而为，我们将进一步专注于如何帮助其余20%被认为已经死亡的患者。对于这次的COVID--19患者，也应该做出同样的努力。

另一方面，政府的回应继续落后。自去年11左右以来，有消息称，武汉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发病率有所增加，今年1月中旬， 我国确诊了首例COVID--19病例。最初，在这一点上，假设最糟糕的情况，例如保持传染病床的维护，人员的安置，个人防护设备 (PPE) 和呼吸机的保护，国家是中心并显示政策，每个市政当局应该为此做好准备。然而，该国在2月中旬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，大约一个月后，我们终于推出了加强PCR检测系统等紧急措施。

即使如此，感染者的住院病床不足还在继续，日本医师会在4月1日发表了“医疗危机状况宣言”，呼吁国民加强自身的健康管理，采取对策防止感染扩大，采取切实的就诊行动。同时，再次要求政府根据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发布紧急事态宣言，政府在1周后的4月8日终于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。

过去的教训没有被利用

从邻国的应对来看，台湾迅速的水边作战发挥了作用，死者只有几人。韩国还迅速准备并彻底准备了PCR测试，并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彻底跟踪来抑制感染。台湾在2003年经历了SARS,韩国在2015年经历了MERS疫情，我们利用了当时的教训。

同样在我国，根据2009年至2010年A (H1N1) pdm 09引起的流感大流行经验， 2011年9月政府修订了“甲型H1N1流感对策行动计划”， 2013年4月“甲型H1N1流感特别措施法”生效。除此之外，例如在东京， 2008年制定了“东京都新型流感对策行动计划”。为了应对新型流感的发生，将首都划分为10个街区，每个街区都设置了由保健所、区市町村、传染病指定医疗机构、传染病诊疗合作医疗机构、医师会、药师会、牙科医师会等组成的协议会，实施了各街区的地区医疗确保计划的制定、关于新型流感对策的启发、新型流感发生时的应对训练等。幸运的是，当时引发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的毒力比较低，虽然出现了2000万多名感染者，但死亡的有200多人， 我国的损失被控制得非常轻。

然而，在这次COVID--19中，理事会没有运作。据推测，这是因为在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后的几年内，理事会成员反复更换，理事会的意义和目的的继承变得模糊。由于没有活用这11年前的教训，不仅是PCR检查体制，感染症病床的确保也被推迟，特别是在东京，3月末~4月后半，由于病床不足，医疗濒于崩溃。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击-19的医疗现场，不得不赤膊上阵。

在广大地区建立一个系统

目前正在开发治疗药物和疫苗，但我们认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出现临床上对COVID--19有效的安全廉价新药。然而，就像这次日本的反应一样，我们无法永远生存，只是通过超越现场和医务人员的斗争。因为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。

考虑到从今年秋天到明年春天第二波袭击的可能性，我们必须通过展示想象力来准备，前提是它将是第一波的几倍。除了扩大可以快速和大规模地进行PCR检测的系统外，我们还应该建立专门针对COVID--19的专业医院，而不是在COVID--19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事先分配医疗机构的角色，例如决定应对癌症，心血管和消化系统等疾病的医院。另外，完善门诊的诊疗体制也很重要。万一，流感的流行期和第2或第3波重复的话，门诊诊疗的混乱可能是难以想象的。

地方政府将成为这些措施的轴心。然而，这次感染的蔓延表明，一个行政区无法做到这一点。需要超越市区町村，根据情况需要超越县域的体制。然后，国家需要投入预算来完善那个体制。

COVID--19的致病病毒与同一冠状病毒的SARS病毒不同，它秘密进入人体，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长时间潜伏并传播感染。我觉得它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(HIV) 和人乳头瘤病毒 (HPV) 一样麻烦。我看到标语“与冠状病毒相处”，但绝不允许与病毒共存。医疗人员，研究人员，公民和政府都不会忘记“病毒冠状”和“灭绝冠状”的感受，我们需要继续战斗，直到结束。